破败的筒子楼，蜗居着旧时代的天之骄子
“
再见啦筒子楼，再见啦年轻时代。”
自贡市民老黄仍然记得，1971年跟父母搬进“万岁大楼”那天，17岁的他左手拎着大瓷盆，右手抱着花铺盖，意气风发地走在市中心体育场路，远远就看见了那栋筒子楼顶上“毛主席万岁”五个大字。一切都让他相信，美好的新生活就在眼前。
如今，“筒子楼”所背负的脏乱差污名已经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。但在上世纪70年代，许多青年都曾带着“时代天之骄子般的骄傲”，在日记里记下搬入筒子楼的那天。
北京上世纪的筒子楼宿舍。Rene Burri/摄
筒子楼作为计划经济的标配，早已成为了几代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共同回忆。
在一间间标准化的小屋里，人们因共同贫穷而感觉并不贫穷，并在热气腾腾的集体生活里，结婚、生子、老去。而筒子楼也市场浪潮下，迎来了自己的垂暮之年。
骄傲者的“蜗居”
“那时候哪有钱买房？肯定是等单位分啊！”家住广州的78岁陈老伯，回想起上世纪末分房的事情感慨万千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许多单位兴建筒子楼解决职工住宿问题。这些楼参照了苏联的“赫鲁晓夫楼”，模样都是相似的，和大学宿舍无异——一条长长的、灯光昏暗的走廊，串起许多10平米左右的单间，每层楼有公共水房和厕所。因为走廊两端通风，像个大筒子，俗称“筒子楼”。
对于当时的年轻人，“买房”和“房贷”简直如同天方夜谭，住筒子楼才是一生中必须经历的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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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早的时候，一人分到筒子楼，全家光荣。住惯了平房的大伙觉得楼房很是洋气：“好家伙，平房变成了楼房，谁不愿意？”
90年代以前，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只有两个多平方米。相当于一家五口人只能挤在十多平米的空间。设计过筒子楼的老建筑师吴藻无奈道：“当时的居住水平仅仅解决的是‘有’‘无’住房的问题。”
70年代到80年代，单位盖筒子楼成风，几乎一模一样的楼房被批量上线，很快覆盖了全国城市。
1993年，上海楼房排成排，像是被“复制粘贴”而来。Stuart Franklin/摄
济南孙先生对《生活日报》讲的一则往事很能说明问题。他有一位长相比较“困难”的同学，个子矮，还斜眼。上学的时候大家都看不起人家。
可80年代初，这位同学“接家人的班”在铁路谋了差事，一上班就在天桥附近的筒子楼分了单人宿舍，没过两年，就把班花娶回了家。
70年代末，青岛宁化路79号“筒子楼”内，邻里相处和睦。王锡纯/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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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6年以后，大批被下放到农村的教师返回学校，许多学生宿舍变成了家属楼。那时起高校变成了筒子楼的集中地，当年的青年教师几乎都在筒子楼留下过摸爬滚打的回忆。
单身职工往往两人分一间。如果两位同屋都在热恋，通常会商量出一个互惠互利的守则，每周有几小时把空间让给对方，容纳无处安放的荷尔蒙。
一间房里合住两个青年，显得十分杂乱。
吉林大学教授高文新回忆，他住的四层筒子楼在解放大路，每层64个房间，每个房间11平米，全楼挤进了200多户教职工。
“2米宽的走廊两侧摆满了各家的煤油炉和炊具，人们走过时要侧身，一不小心，沾得满身油污。200多台煤油炉一年四季的熏烤，墙上挂满了油灰网，空气中弥漫着煤油的气味。孩子送到幼儿园，老师一闻，就知道这是‘解放大路’的孩子。”
2002年，河南洛阳，筒子楼公用厨房里抱着孩子做饭的妇女。萧律/视觉中国
只有一个屋子，孩子不睡就沒法看书。拖家带口的“青教”只能嘴里嚼着饭，就提着包往阅览室和实验室跑。等孩子睡熟，再回来伏在小桌上备课。
所以人民大学教师李世银决定推迟了要孩子：“我的孩子没在这儿出生，是搬了家以后生的，因为当时我就感觉到这儿环境不太好，对孩子不利，所以就只好晚要孩子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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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样一个“熟人社会”，同一个单位的同事都到水房里面洗脸、洗衣服、洗菜，免不了开起“八卦茶话会”。
一位住户回忆自己的一次泄密经历：“我在水房时，一位单位职工的女家属问我，大哥，最近单位发奖金了吗？我想都没想就顺口回答：发了，大约多少钱云云。谁曾想，晚上那位女家属的男职工就找到了我，面露紧张的难色，小声说：大哥，您是不是告诉我老婆发奖金了。我说：对啊！他说：求您以后千万别告诉她，我这点私房钱，抽烟的钱被她搜走了，惨啊！我立即后悔万分，不经意的一句话让这位老弟没有了自主权。”
2015年9月17日，上海市杨浦区，近60年历史的老筒子楼里，一名赤膊上身的男子正摆弄洗衣机。任跃—/摄
这只是信息大会的冰山一隅，同一屋檐下，没有什么隐私是捂得住的。
在筒子楼住了18个年头的蔡先生对此感触颇深，“谁家来了什么客人，谁家新买的压力锅出了什么毛病；谁的夫妻常吵架，谁家男人怕老婆；谁家丈夫有外遇，谁家媳妇是二婚；谁家的哥哥是大沿帽（警察），谁家的弟弟是方向盘（汽车司机）；谁家的儿子不是他妈亲生的，谁家来京户口靠的是走后门”，都成为“共享信息”的一环。
筒子楼里的水房都是公用的，大人们在洗衣服，小孩子则在一旁玩水。萧律/摄
虽然都裹着烟火气，但由于单位性质不同，筒子楼的氛围也有微妙的差别。学者扎堆的筒子楼凭借其“扫地僧”一样的气质，养活了今天市面上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。
在孔庆东笔下，筒子楼在北大中文系教授生活中是个魔术背景：“温儒敏的煤气罐，钱理群的破铝锅，陈平原的跨栏背心，曹文轩的搪瓷饭盆，陈列在筒子楼的走廊里，那就是充满仙气的宝贝，倘若荟萃在公寓楼的阳台上，那就是一堆破烂儿。”
筒子楼一户家中看电视的小孩。萧律/视觉中国
而在哈尔滨松花江街，省文化局、省电影厂居住的职工家属楼算最文艺的场所。因为每天晚上都有演出。地下室俱乐部不大的舞台上有一个小圆鼓，居民上台演了一场场京韵大鼓、二人转、东北民歌。
而在走廊的尽头，电影厂的人会挂上银幕放电影。孩子们负责把门，外院的小孩儿想进来看，还需要付“门票”，往往是几颗花生，几颗糖，或者一个橘子，都是凭票证供应的珍贵礼物。
2002年，河南洛阳，筒子楼里居住的孩子们。萧律/视觉中国
借个葱姜蒜，帮忙照看个孩子都是经常的。每个孩子都吃过“百家饭”，每个孩子都担任过“送饭大使”。
有些楼里甚至发展出颇具人文关怀的“创意服务”。
比如赵女士记得，童年所住筒子楼尽头的房间住着两位老太太，是同楼某个职工的母亲和丈母娘。老太太爱抽烟，可女儿不给买，孩子们就到附近的火车站捡烟头，扒出烟丝给姥姥吸。
2014年4月10日，杭州，张阿姨在公共洗手池边洗菜，准备一家人的晚饭。ZJOL/视觉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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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在你学琴过程中我做的让你觉得最感动的一件事是什么？”
“有一天早晨，你为了让我多练一分钟琴，把在筒子楼里的公共厕所门口，以节省我上厕所等待的时间。”
这是郎朗父子之间的一次问答。
除了在记忆中被不断美化的人情味儿，公共空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。尴尬而具体的生活对每个住户都一视同仁。
郎朗在筒子楼里投入地练琴。韩晓刚/视觉中国
那时候，郎爸正带着郎朗租住在北京一处筒子楼，10平米左右的房间塞下钢琴就只剩下床，三家人共用一个卫生间。
有时夜里有老鼠，郎爸睡也睡不好，总担心老鼠啃坏儿子的手指和琴谱。隔音条件很差，郎朗每天凌晨5点开始练琴扰了民，于是有愤怒的邻居听见琴声往门板上砸了一玻璃瓶消毒水。
2006年8月3日，郑州，筒子楼的公共水房里，每家一个水龙头、一个水表。为防止别人盗用属于自家的自来水，一排自来水龙头都被上了锁。周一/视觉中国
此外，在公共卫生间洗澡被偷看，自家做饭妨碍别人点火，抢着排队上厕所，门口的杂物碍了事，一切都可能成为不满情绪的导火索。
赵先生是剑桥大学毕业生，已经当上省财政厅长，仍和妻子住在筒子楼，由于共用的烟道和邻居闹过几次不愉快。他只能常常无奈叮嘱保姆：“做完饭别忘了盖炉盖，省得人家做饭不好烧。”并把“盖炉盖”三个大字贴到炉子上方。
2003年，河南洛阳，一位住户走进下水道堵塞污水溢出的共用水房。萧律/视觉中国
2017年2月16日，五道口中国地质大学院内，筒子楼坏掉的女厕所。风蓝/摄
不过，除了种种鸡毛蒜皮的琐事，真正值得人们焦虑的还是排队分房的时机。如果在升迁角斗中胜出，或者拖着一家老小博得领导的同情，就可以赢得更大的住房指标。
但即使落败，人们相信也可以等那么一天，小李在筒子楼熬成了老李，然后顺理成章地凭借资历优势，在单位新房里取得自己的一席之地。
“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”
在一个高速变迁的社会，没什么能让人骄傲太久。随着市场化时代来临，筒子楼也进入了它的风烛残年。
1996年，当孔庆东博士毕业留校工作，那时的筒子楼已经是个贬义词，是知识分子待遇低下的象征。据他分析，“从80年代的本科开始，多数的优秀毕业生就不愿意留校，其中住房长期不能如意，是关键问题之一。”
1998年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多次开会表示：“决不让筒子楼带入21世纪！”同年，国务院决定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，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。
1992年，深圳的自行车企业宿舍。那时企业仍有义务为职工提供食宿。Ian Berry/摄
于是，全国各单位纷纷开起了福利分房的末班车。
直接后果是，催生了一批“赶鸭子上架”式的婚姻。因为在分房排队的鄙视链上，已婚永远优于单身，拿到结婚证就等于拿到新房的准入证。
“末班车”亲历者王先生感慨，那段时间，同事们的办公桌上经常放着吃不完的喜糖，糖太多，以至于大家都弄不清到底是谁的喜糖。
2013年，昆明纺织厂的废弃筒子楼，新房房门上还贴着“囍”字。这栋楼已卖给地产开发商，即将拆除，只剩下满地垃圾和近半个世纪的生活印记。墙上写着“验”字，表明已经验证通过可以拆迁。任东/摄
当时流行的笑话是这么说的，某单位要进行最后一次福利分房，分配方案规定：如是已婚，则有三分加分，而一年工龄才算一分。
某单身青年算来算去就差那么一分，结果憋出大招，在杂志刊出征婚广告：“某男，年轻有为，爱好广泛，有住房，为解决个人人生大事，现征求一有意者共同生活，年龄不限！相貌不限！性格不限！男女不限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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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2000年以后，筒子楼几乎成了不合时宜的低端代表，“走出筒子楼”变成了很多打工仔的奋斗目标。
2006年，听说崔健还住在改造过的筒子楼，新京报记者甚至专门探访，写了篇《崔健财务调查——走红20年为何仍住“筒子楼”?》。有人佩服老崔一生节俭，也有人真心发问，“崔健真的很穷么？”
2017年2月16日，北京，中国地质大学院内，筒子楼洗漱间，房顶已经开始掉墙皮。风蓝/摄
中国地质大学筒子楼，楼道中昏黄的灯光照射出厚重的灰尘。风蓝/摄
2016年3月12日晚，武汉，筒子楼住户在家里搭起塑料棚洗澡。过去这里的居民家中没有洗澡间，冬天只好在房内搭棚洗澡，坚持到现在的人不多了。
2014年，杭州孙师傅当年分到的“高端”筒子楼已经变成危房。
想当年，孙师傅参加完对越反击战，雄心勃勃地回国担任文职工作。1984年，单位给他一家分了20多平米的房子。“当时，这个楼还算很高级的，我们一家三口住进来时很满足，”孙师傅说。
可是30年过去，儿子都成家了，孙师傅一家4口还是住在小小的20多平里，再过几个月，这个家庭又马上要再添一位新成员。可房屋沉降、变形的楼道窗户、经常爆掉的水管，被堵塞的公共卫生间、房间裂痕、墙体剥落、钢筋裸露，都成了令人每天心惊胆战的存在。
2014年4月8日，杭州，孙师傅所住的老楼过道不止外表破损，已经出现变形。ZJOL/视觉中国
2011年，成都四川制药厂职工宿舍，有50多年历史的3层红砖筒子楼突然起火。由于整栋老楼房是砖木结构，铺的是木地板，过道堆满了杂物，熊熊大火很快席卷了整栋楼房。
湖北仙桃居民老李也住在有30年历史的筒子楼里，这样的楼在仙桃几乎绝迹了。
女婿胡小建一个月前刚失业，现在正忙着找工作。他和妻子两人一个月的收入不到2000元，不仅要供4岁的女儿上幼儿园，还要照顾高位截瘫的父亲，和半聋半哑的母亲。
他常给自己打气：“只要乐观坚强，一定能走出筒子楼。”
2012年5月10日，湖北仙桃，看着乖女儿认真写作业，胡小建说：“再苦也值得。”这排筒子楼里共居住了24户人，每间房子仅有22个平方，他们每家都拿到了国家一年600元的廉租房补贴，胡小建说：“最大的心愿就是一家老小能搬进单元楼。”den/视觉中国
2012年，西安，一栋破旧的筒子楼成了毒品交易据点。注射完毒品的刘嫂有些“上头”，昏沉地靠在沙发上。华商报王乐/视觉中国
同样盼望搬走的还有武汉的任先生。他带着新婚妻子，跟老父亲同住在武汉火车站旁的一栋筒子楼。
由于12平方米的婚房漏雨严重，大雨时，小夫妻只能去老父亲18平米的屋子蹭住。老人坚持让小两口睡床，而自己打地铺。
任先生收集了许多新楼盘的广告，甚至抱着一楼盘广告进入梦乡，伴他入睡的还有4个接雨水的桶和盆。他盼望，有一天，城市开发的轰隆机器，能早点开到“红楼”这块寂寥之地。
2016年５月12日，武汉，任先生夫妻横躺在婚床上，埋身在各大楼盘的广告单中。由于漏水，床上摆满了接雨水的桶和盆。朱熙勇/视觉中国
筒子楼“藏污纳垢”的名声甚至传到了国外。
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，莫斯科警察查封了19座“中国楼”。这些楼多是筒子楼结构，有的是废弃的兵营，有的是高校淘汰的学生宿舍，最多能挤下数千名中国“淘金者”。他们多是东北或江浙地区的农民或下岗工人，经常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小屋，一心一意把各种“中国制造”输出到莫斯科。
莫斯科市长强调，永久关闭这些公寓是出于卫生防疫考虑。也有中国记者探访了其中一栋“新莫大”筒子楼，发现在被查封10天后，楼道里依然散发着臭味。
俄罗斯人对筒子楼其实并不陌生，这在当地被称为“赫鲁晓夫楼”。图为2006年10月9日，俄南部克麦罗沃市“赫鲁晓夫楼”里，母亲在公共厕所给孩子洗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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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年，北京筒子楼普查结果显示，全市还有882栋筒子楼，涉及居民28234人。除了极少数作为历史遗迹保留，其余进行拆除或翻建。
大规模拆迁开始了。一部分在筒子楼度过整个青年时期的老住户，盼着某天听到与拆迁有关的消息。
被列为北京市第一重大火灾隐患的“福绥境大楼”也是筒子楼设计，建于1958年，位于妙应寺白塔西北侧，原名叫“共产主义大楼”。邹宪/摄
位于北京市黄金地段的“福绥境大楼”早在2005年就开始腾退人口。
这座曾经的“共产主义大楼”如今已经空空荡荡，甚至成了北京市闻名的“鬼楼”。每到周末，就有好奇的学生到楼里去“探险”。
一位建筑师也探访过这里。离开之后，他在一篇手记中写道：“当这一切消失，他们最不容易调适的，将不是房价、房租、平米数，甚至不是地理位置，而是在大家一样贫穷也就等于一样富有的年代里才能享受的优越感，将一去不复返。”
2006年5月25日，郑州市爆破拆除建筑物。沙浪/视觉中国
老邻居、新青年和北漂者的家园
2016年，武昌火车站一路之隔的地方，仍矗立着一栋有苏联建筑风格的三层红色楼房，居民们习惯叫它“红楼”。60岁的“高龄”使它与周围有些格格不入。
71岁的魏学文婆婆一家四代都在这里生活。儿子是公交司机，在“红楼”出生，在“红楼”娶媳妇。每个周末，一家人在“红楼”团聚，楼道里就热闹起来。
三楼的走廊里，李佐辉与往常一样和邻居们在娱乐聊天。因各自的家都很小，公共走廊竟成了他们唯一的活动场所。朱熙勇/视觉中国
当年，“红楼”是这一代最美的楼房。魏婆婆亲眼见证，周围的旧房一个个拆了，一栋栋新楼房拔地而起。而“红楼”却从新楼变成了旧楼、破楼、漏水的楼。
独居在“红楼”的刘大爷身体不好，一次栽倒在厨房，一次蹲在厕所起不来，都是邻居发现后，合力把他抬下楼送往医院救治。社区居委会多次劝刘爹爹住进养老院，他却不肯，说舍不得家，舍不得隔壁左右熟门熟路。
虽然楼道被油烟熏得黝黑，但住户们脸上总是挂着笑容，邻里间十分和气，谁家有事邻居们都乐意搭把手。
78岁的刘大爷在家中看电视。过去这间18平方的房子住着妻儿老小，如今他独居在此。
在三楼的楼梯间公共厕所前，住户李先生吼了一嗓子。他是原武汉机床附件厂老住户的老职工，在这里已住了几十年了。朱熙勇/视觉中国
2016年３月11日，武汉“红楼”，一名住户在房顶用自带的架子晒被子。朱熙勇/视觉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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筒子楼的衰落只是计划经济消亡的一个必然注脚。然而，当曾经的筒子楼住户在大城市的格子间流转，以往的空间模式和邻里秩序，依然能勾起许多人集体性的怀旧情绪。
那是仍在筒子楼居住的居民引以为傲的社区气氛，76岁的安化楼老住户陈大爷自信满满地说：“现在住在这的人没有想搬走的。”
如简·雅各布在《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》中对现代城市住宅的批评，“社区邻里问题是西方许多大城市最关键和最为严峻的问题”。
在美国、日本、中国，随着人们对温情人际关系的需求，像美剧“老友记”那样的共享居住方式逐渐成为一个生意。一些建筑师为了社群氛围营造，又在公寓楼修起了长长的走廊和给人们提供交谈契机的公共空间，试图用国际青旅一样的友爱氛围，吸引城市新青年的光顾。
2015年12月9日，筒子楼的居民合影留念。当日，成都市中心城区武侯区1号院即将改造。刘忠俊/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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筒子楼老了，筒子楼里的住户也老了。但只要住房还是稀缺品，老楼里就会有新鲜血液涌来。
2009年，毕业生小王揣着老爹给的一千块钱来到北京，成为了一名“光荣”的北漂。
她在燕郊筒子楼找了间10平米的房子，一个月只要350，而且采光很好。她为此觉得幸运。
在光线照进小屋的傍晚，她想象着CBD高端洋气的大厦，和手拿咖啡的精致白领，模模糊糊地觉得，自己在那个未来之中也会有一席之地。
山东省济南，建于30年代的侵华日军细菌部队原驻地已经变成筒子楼。这座楼从70年代开始变成山东省物资集团的职工宿舍。如今，老楼门前还挂着“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”的标志牌，但三层建筑共60间房屋已经全部对外出租。68岁的荣伟成老人是楼上居住时间最长的住户，他从1995年搬到此处居住，全家5口人挤在两间房中。也有不少外来打工者在这里租房居住，一个月的租金大约是三、四百块钱，相比住宅小区的房子便宜一半。温陆/视觉中国
参考资料
[1]《居住改变中国》夏骏， 阴山
[2]《中国生活记忆：建国65周年民生往事》，陈煜
[3]《混在北京》，黑马
[4]《末代筒子楼》，孔庆东
[5]《崔健和他的年代》，南方周末，冯翔
[6]《想我筒子楼的兄弟妞妹们》，陈平原
[7]《筒子楼的记忆，赵代丽城市中最后的筒子楼，曾多少人拼命往里挤，住过它的都是爷爷辈了》，乡土风物志
[8]《莫斯科查封“中国楼” 筒子楼卫生条件不堪忍受》，赵宇
[9]《难忘的住筒子楼的日子》，大烟炮
[10]《大学里的筒子楼、贫民窟》，高文新
[11]《最后的共产主义住宅样板楼》，中国青年报，林衍
[12]《新老友记：青年人共享居住新方式，重新定义“筒子楼”》，凤凰空间
[13]《住房或者住人》，三联生活周刊
[14]《走进一段旧时光 探寻盐都最后的筒子楼》，自贡网，周孟娟
[15]《筒子楼》，蔡勇
[16]《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》，简·雅各布
[17]《The Peculiar Past and Present of a Socialist Skyscraper》，Sixth Tone，Kevin Schoenmakers
供图 / 版权图库
编辑 / 贾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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